一
前段时间为维基百科贡献了两个词条，当时粗略看了一下“左宗棠”词条，发现错讹之处甚多，在“历史评价”部分还引用了余杰的文章，用以证明左被回人斥为“屠夫”。余杰的文章题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出自他于2019年7月出版的书：《颠倒的民国：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
▲ 余杰：《倒的民国：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大是文化出版，2019
余杰先生大概自认为或被认为是学者。很多年前我看过他的一些东西，记得还买过一本《火与冰》，那时觉得不错，后来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再后来听说他皈依了基督教，移民去了美国，网上偶然看到他新写的东西，很不以为然。我不觉得他是在搞学术，他一直在用自己还不错的文笔哗众取宠，如此而已。具体到这篇文字，我很理解他的立场，他是以蒙古族自居的，更维护少数民族这其实是我一位网友的看法，此前我并未注意到他的民族特征。余杰先生可能不知道，当时回人不只是杀汉人，而是杀所有异教徒，内蒙的蒙古人就曾遭到大肆屠杀。
二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余杰先生的奇文。在开篇大谈了一段和正题无关的“左宗棠鸡”后，余杰说：“在‘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当中，曾国藩是早一代人、张之洞是晚一代人，作为同代人的左宗棠和李鸿章最有瑜亮情结……两人一生政见不同、彼此攻击。不过，李鸿章为左宗棠所写的挽联，倒也情真意切……”
首先，曾国藩仅比左宗棠大一岁，怎么就差了一代？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挽联，自署晚生，当是为了感激曾归还老湘营及调和湘系内部的关系，仅此一次。事实上，曾左胡是湘系内部地位相侔的三位大佬（胡最早得任巡抚，曾左任总督也不过相差三年），年岁也相当，是同一辈人。（湘系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骆秉章，因为籍贯、年龄等原因，往往被人忽视。）
其次，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用“瑜亮情结”来形容不太妥当，如上所述，左与曾是平辈，而李尊曾为老师，差了一代人。此外，历史上周瑜、诸葛亮毕竟都是被视为正面人物的，左与李之间的关系个人觉得更像岳飞和秦桧，结局也颇相似，只是左是被气死、因而李未如秦桧那样被万世唾骂而已。
再次，李为左写的挽联果真情真意切吗？李联如下：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
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也不过是些场面话，对左系的打压、清除仍是照旧。写出这样的文字，表明作者既不懂政治、人性，也对晚清历史隔膜。
接下来余杰先生声称：“以心狠手辣、刚愎自用而论，左宗棠更甚李鸿章。”按照网上流行语，这句话能让人笑一年了。即以平定陕甘论，如果当初是李鸿章任陕甘总督，并且他有能力平乱，那么现在很可能就不会有回族了。事实上，左宗棠对回人多有回护，主张“只分良莠，不分汉回”（这是道光朝确立的原则，感谢胡成先生提醒），因此颇为人痛恨，因为陕甘的汉人被屠杀了千万以上。李鸿章会顶着得罪人的巨大压力对回人网开一面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很小。
余杰先生对李鸿章充满了同情，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他感慨左很幸运：比李早死16年，没有像李那样被推上甲午战争必败的战场，更没有看到庚子拳乱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惨景；李只比左长寿五岁，偏偏应了“寿多则辱”这句话《马关条约》和《庚子条约》都由他颤抖的手来签字。看来余杰先生并不了解甲午为何会败，而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何能胜，正如不少人认为的那样，左靠的是先进的武器，李是因为日本太强大，或者内部掣肘和暗算，却不了解左李实际上都做了些什么。我认为所谓“甲午战争必败”完全是李鸿章自己造成的，掌握国家最精锐的军队，却只管攫取权力、资源，不能承担保护国民的责任，这样的军队有存在的理由吗？一味主和避战，但战争的主动权并非掌握在他的手里。再回溯到中法战争，如果不是他主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中国的海军也不会那么差，甲午海战是他吞下了自酿的苦果。 相比之下，左的新疆之役展示了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足的准备，还要考虑到善后等，不是谁拍下脑袋就能拉队伍上战场的，不然就算侥幸取胜，也会付出巨大代价。
文章称：“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乱的最后阶段出兵西域，追击回民领袖白彦虎，并顺势剿灭突厥民族创建的洪福汗国（按：原为哲德沙尔汗国），进而将天山南北、整个西域纳为清帝国新的省分‘新疆’。……左宗棠征服‘新疆’及周边地区，使清帝国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区域扩大了将近五分之一。凡是中华帝国的拥护者都肯定左宗棠……”这里有意无意地省略了一大段历史，“新疆”名称的来源是乾隆征服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结果，至阿古柏入侵建立洪福汗国，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已近百年。此外肯定左宗棠，不一定就是“中华帝国的拥护者”，新疆以及陕甘的动乱，伴随着对平民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左宗棠平乱伸张了正义，这点较领土而言同样重要。
文章暗示左宗棠在陕西杀死大量回人：
1866年，清廷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才腾出手来处理西北乱局。清廷派遣在镇压太平军时战功卓著、自诩为“今亮”（当今诸葛亮）的左宗棠，率大军进入陕西。经过两年苦战，左宗棠平定了陕西全境的战乱。
这场不分军民、不分前线与后方的战争之残酷，后世已很难想象。左宗棠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称：
“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而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百年未有之浩劫。”
九成以上回民死亡，远远超过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比例。陕西巡抚刘蓉亦言：“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地最饶沃，古称陆海，今土地之开垦者十不二三，而人民之死亡者十居六七……向日绣壤相错之地，树木丛生，丫杈成拱，或行数十百里不见一椽一屋一瓦之覆。炊烟昼绝，豺獾夜嗥，气象殆非人境。”此描绘让人读来毛骨悚然。
事实上左宗棠1867年7月左右才到达陕西，因为兵力有限，他的首要目标是剿灭西捻军（陕甘总督一职由穆图善署理）；直到1868年11月，才抵达西安与刘典筹划剿回军事。余杰引用了刘蓉的话，刘蓉夺职回籍是在同治五年十二月（约为1867年1月），这也说明陕西的情况和左宗棠没什么关系。余杰说“九成以上回民死亡，远远超过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比例”，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九成”死亡是左宗棠的估计，且是“兵戈、疾疫、饥饿”等的合计；其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和清政府平定回乱情况不同，犹太人并未屠杀日耳曼人在先，而回民却在陕西杀了上百万的汉民，妇孺老弱亦不能幸免。
再看余杰先生眼中的金积堡之役：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回族领袖马化龙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金积堡。清军对金积堡的主攻从1869年9月开始，但进展缓慢。1870年2月14日，负责进攻金积堡的主帅、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中弹身亡，此消息震动朝廷，让朝廷一度考虑撤换左宗棠。所幸的是，刘松山的侄子、年轻的刘锦棠比叔叔更善战，同年9月，刘锦棠率部队完成对金积堡的合围。次年1月，弹尽粮绝的马化龙投降，金积堡之战结束。
随即，左宗棠下令将马化龙及亲属、亲信一千八百多人全部处死，其余34,000人被迁往苦寒之地安置。左宗棠还下令将被俘的回族青壮男子尽行阉割，使他们断子绝孙。这种野蛮的杀降、阉割俘虏的行为，与李鸿章攻占苏州之后，杀害投降的太平军将士如出一辙。李鸿章受到雇佣军将领戈登的谴责，左宗棠军中却没有戈登这一号人物，所以左宗棠毫无后顾之忧。
实际上左宗棠还是希望能为马化龙求得一线生机的，尽管马罪大恶极，但如果他能配合招抚各处回军，从而有利于整个陕甘战事的结束（1869年6月金积堡之役尚未开始，左宗棠即在赠给吴大廷的诗中云“且蹴昆仑令西倒”，流露出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图，杀人并非他的目的），那么他的结局可能不会比那些归降的陕回将领及马占鳌等人差。可惜他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以私藏武器等罪名被处死。马化龙是因为弹尽粮绝乞降，和李鸿章的杀降还是有区别的，此外马本人也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至于说“阉割”，相对于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其实还是轻的了。考虑到当时民族仇杀的现实，显然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判断和衡量。而且即使就所谓时代的“进步”而言，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和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行为相比，也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另外胡成先生认为，诛首恶、阉割等是执行大清律，不是杀俘或左宗棠随心所欲。）
▲ 陕甘总督左宗棠，1875年俄摄影师鲍耶尔斯基摄于甘肃兰州
左宗棠大规模的善后工作并无政府拨款，所有费用均从本来就很紧张的军费中筹措。所有被安置的人员，都分配了住房、窑洞，无偿提供了口粮、种子、农具和耕牛。左本打算将回民安置在平凉以东泾河边的川道里，那里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自然条件优越；但遭到了回民的反对，他们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宁愿去自成体系的山区。（可参考平湖月满《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余杰先生在列举了几个数据后得出结论：
左宗棠的胜利奠定在种族屠杀的基础上。遭到左宗棠军队屠杀的回民超过300万人……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的这场浩劫，短短七年间，就有两千多万人死于种族大屠杀，相当于纳粹屠杀犹太人（600万人）的3倍、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200万人）的10倍、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0万人）的20倍、毛泽东时代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4,000万人左右）的一半。
左宗棠俨然成了杀人魔王，当然都是胡扯。回军在甘肃屠杀汉民，左奉命平叛，消灭了抗拒的回军，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何种价值观都应当这么做，至于左军有没有屠杀无辜平民，我认为是没有的；当时的回民几乎是全民皆兵，这可能是战争中死了不少人的原因，具体数据似乎还不能确定。就举左宗棠经常为某些人诟病的“肃州杀降”事件为例，当时清军乘夜入城，杀死放下武器的四千余名“土回”。考其原因，应是军队激于义愤所致此前城内有汉民三万余人，此时仅存一千一百余人，几被屠戮殆尽。左宗棠事后上奏称：“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盖昏夜乱刃交加，有不及辨者也。”可见清军是因为昏夜无法分辨，才杀了少量老弱妇女，和回军无差别杀人不可等同。此次事件有其偶发因素，左宗棠后来也表示了后悔之意：“弟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于安插降众一事，万为尽心。即如克复肃州时，尚有不能尽行其志者。”
三
以上是2021年6月14日夜信手写就，次日略作修改，随后发现，维基给的链接仅为书摘，并非余杰原文。具体链接为：
● 书摘：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515
● 全文：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is-zuo-zongtang-a-national-hero-01/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is-zuo-zongtang-a-national-hero-02/
比对了一下，书摘基本是全文上半部分，包含两个标题：左宗棠跟“左宗棠鸡”毫无关系；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对回民的大屠杀。下半部分也有两个标题：以追击白彦虎为名，左宗棠进军西域；消灭阿古柏“哲德沙尔汗国”、屠杀维吾尔人。在此对下半部分再作分析。（其实这种文字不值得认真分析，作者对相关内容缺乏深入了解，拼凑的痕迹很明显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我只是想借此说明一些问题。如该文上半部分谈陕甘回乱的起因，是因为地方官员偏袒汉民，积怨已久所致。但这可以作为大规模屠杀其他族裔的理由吗？比如美国黑人，以前被迫为奴，如果他们也这样屠杀白人，会是什么后果？很显然，这种大屠杀不是自发无序产生的，而是有组织、有策划、相互串联的结果，应该注意到，陕甘的回乱并非最先发生的。然后作者讲甘肃的情况，只用一句“由于驻守甘肃的清军数量不多，不到四年，除了省城兰州和少数几个城市外，差不多整个甘肃都被回民军队占领”轻松带过，完全不提回军屠杀了数百万平民的事实，委实令人无语。）
余杰说：“左宗棠故意放纵白彦虎西遁，目的是率大军跟随其后，趁机征服整个西域；后来蒋介石故意放纵红军从西南到西北一路逃窜，也是处于类似考虑借机让中央军势力，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的西南诸省。”这是作者的猜测，因为没有给出史料，实际情况是，左军并未紧追白彦虎进入新疆，而是休整了一年多时间，且左宗棠想收复新疆，和白彦虎是否逃遁关系不大。左军要进入新疆，必须得到清廷的许可，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清廷谕令金顺率师出关，命左宗棠派军驰援哈密，并督办出关各军粮饷。其时肃州战事尚未结束，左以“各军劳乏过甚，亟需整理”为由，推荐张曜、额尔庆额出关会同金顺剿办。次年七月清廷授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军务，冀图以满员为主收复新疆。后因日军侵台引发海防、塞防之争，方才改变这一计划。
余杰声称：“即便在国力下降的时刻，清廷仍不惜耗费巨资支持左宗棠出兵占领西域，将‘新疆’划为行省，建立极为劣质的殖民统治如果说欧美列强对清朝是恃强凌弱，那么，对于西域的原住民及各少数族群而言，左宗棠和清帝国的武力征伐和种族屠杀，难道就是‘回归祖国’的福音吗？”清军是收复新疆，非“占领”，阿古柏是入侵者，和新疆毫无关系，而清朝则有效统治了近百年。清朝的统治虽不是很高明，但相对阿古柏政权来说还是好上很多，而儒家文化也相对更包容，允许其他的宗教信仰存在和发展，反之则不然。显然，“种族屠杀”这个词应该还给阿古柏等人才合适。据我所知，清军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并未滥杀，除了克服玛纳斯南城时金顺军因为伤亡过重而“搜斩甚众”（具体数字未详）。余文所据的其他资料需要仔细辨别。
接着余杰为大清朝算了一笔账：
左宗棠的军队前后耗费军饷高达一亿一千万两白银（其中平定陕甘花六千万两、占领新疆花五千两百万两），这么一大笔费用极大消耗了清帝国的国力。西征使清帝国的疆域大大拓展，但本来就很衰弱的病人若再度失血，必然加速其死亡。
当时，清帝国内部有过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李鸿章提出，应当放弃西北，承认洪福汗国为清帝国之附庸国，将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建设海军，防范日本人和西洋人从海上而来的攻击。如果朝廷吸纳李鸿章的主张，打造一支更强的北洋舰队，日清甲午战争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
当时收复新疆，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可以参考左宗棠的奏折。余杰说“好大喜功的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塞防论”，其实左是海防、塞防并重，塞防论主要是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左宗棠对海防甚是重视，福州船政就是他发起建立的，在遗折中也重点提到海军建设，甲午海战距离其时尚有九年，而距离新疆收复则已有十六年，为何这么长时间海军不能发展得足够强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主导海军事务的人是李鸿章。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先生就骂李鸿章是“大饭桶”，北洋海军军官为“烂泥糊不上壁的癞蛤蟆”。（姑且不论甲午战争其实主要是陆军的失败。）但事情有个轻重缓急之分，当时沙俄已经侵占了伊犁，阿古柏已成为它的囊中之物，就算接受大清保护，也难逃被灭的命运。收复新疆的时间窗口很短，一旦沙俄腾出手来，后果可想而知。新疆和沙俄业已占据的广大不毛之地不同，对中国的威胁不言自明，那就不是花点军费的事了。至于说陕甘，如果清政府有能力平叛，却袖手不管，任由上千万平民被屠杀，就是合格的政府所为？而且就算能省下一些钱，以大清朝的体制和掌权者的贪婪，也很难说有多少能用到实处。
接下来余杰对左宗棠筹备粮饷、军资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说：“在筹措军费的手段上，以爱国者自居的左宗棠不惜向洋商借款。……他为了达成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此时突然变得不再仇恨外夷。”左宗棠是最早筹办洋务的大臣之一，并不排斥先进技术；借款是不得己而为之，一个附带的好处是西方国家不会极力阻挠，如果它们想顺利收回本金和利息。他指责左宗棠因为接受俄国帮助而放弃武力讨回伊犁，“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兰州的左宗棠时，提出愿意向清军提供五百万斤粮食”，其实这是一项商业行为，俄国官员只是代为联系该国商人。而且五百万斤粮食并不算多，清军每月的耗粮就达380多万斤。左宗棠所言“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是指俄国借口代大清收回领土，虽属无赖行径，但如金顺建议那样袭取伊犁，也是行不通的，很可能导致中俄间的全面战争。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情况并非如余杰所言“沙俄在与英法支持的土耳其战争中败北，虚弱不堪”。余杰并且指责左宗棠“不惜耗费巨资向西方国家购买新式武器”，“正是靠着德国制造的大炮，迪化坚固的城墙才轰然倒下。左宗棠在奏章中说，此役有6000名回民被杀，只有白彦虎等少数几个人逃脱”。这里有不少错误，被大炮轰倒城墙的不是迪化，而是古牧地；左宗棠奏折是说杀死“悍贼”五六千人，即守军，并非“回民”；此外白彦虎不在城中，因而逃脱。
最后一节，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数字：
1881年，洪福汗国（哲德沙尔汗国）灭亡。三年后，清帝国将“新疆”设立为行省，意味着西域沦为清帝国的新殖民地。英国记者克里斯蒂安．泰勒（Christian Tyler）在其著作《西部中国：对新疆的驯服》中，依据大量历史资料，证实在清帝国吞并新疆的过程中，有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居民遭到清军屠杀。
我在网上没搜到该书的相关信息，也不清楚余杰所引“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居民遭到清军屠杀”是从何时算起，鉴于全文并未提及清朝此前的用兵和统治，可以认为余杰指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我觉得不可能，如前所述，清军仅在克服玛纳斯南城后搜杀有扩大化的情况。此外应该注意的是，阿古柏和白彦虎等人的军队在逃退时往往裹挟居民同行，清军虽然救助了很多，损失的人口恐怕也不在少数。
在余杰笔下，西域各族民众长期受清帝国苛待，陕甘回乱爆发后纷纷揭竿而起，是“正义”的；而阿古柏是受他们邀请出兵，“颇具将才”，很快就建立自己的国家，甚是“英雄”。其实稍微读点史料，就知道新疆乱局是某些宗教徒策划的结果，过程伴随着抢掠、杀戮，是不义的。阿古柏统治的特点是高度殖民化、军事化，几乎所有权力都牢牢掌握在殖民者手里，对中国居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统治和掠夺。
最终，余杰先生宣布了自己的结论，或研究成果：
如果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按：一代名将是踩着无数人的尸体而成名）形容左宗棠的军功，那么左宗棠西征中的“万骨”跟中国历代的内战颇有不同：数百万计回族、东干族、维吾尔族军民的骨骸，在漫漫荒漠中控诉屠夫的罪恶。左宗棠吞并新疆，享有了“扬朝廷威德越五万里，声名远震海东西”之美誉，却让清帝国如头重脚轻的泥足巨人，很快轰然倒下。
新疆问题至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症结之一。
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等都在二十世纪解体、分裂、新生，成功转型为小而美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全球仅存的、转型尚未完成的帝国只有两个：中国和俄罗斯。执着于太过广大的疆域，就如同背着一大袋黄金渡河，最后的命运是因贪婪而溺毙。
维基百科对余杰先生政治立场的描述是：“有强烈的美式右翼倾向，……在国际关系上反华、反中、支持民族自决并且高度保守主义。”我本人不太关心余先生具体的政治观点，不过作为一名学者哪怕是作家，基本的史实还是要讲的，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口味来发明历史，那样就只有娱乐价值了。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其历史合理性，也为伸张正义所必须，是晚清历史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清朝的结束则是慈禧等人不能认清现实、及早改革，和不善制衡、使淮军及北洋军阀坐大的结果。多民族国家也可以是美的，和制度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与其强调民族性，不如更多地强调人的共性。
2021年6月14日，夜，完成“一”、“二”；2021年6月16日，调休在家，完成“三”。